進城“楓”景依然動人

——以諸暨市江新社區和東盛社區為例探析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城市化實踐

摘要

新時代“楓橋經驗”是中國式基層社會治理的重大經驗，既具有社會治理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在我國基層社會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其中，探索“楓橋經驗”的城市化實踐路徑是豐富其時代內涵的重要舉措。本篇調研報告將以諸暨兩個社區為研究樣本，通過文獻研究、歷史分析、實地調查等研究方法，梳理“楓橋經驗”的理論沿革和實踐進路，總結“楓橋經驗”城市舉措與經驗不足，探索“楓橋經驗”的發展方向與未來圖景，助力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研究，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

關鍵詞：“楓橋經驗”；新時代；城市化；中國式現代化

一、研究背景

（一）“楓橋經驗”之重要性

          2023年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20周年。上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的干部群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1963年，“楓橋經驗”經毛澤東同志批示后在全國推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數次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出指示、批示、論斷，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被寫入黨的各種決定、決議、報告等（見表1），賦予了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的重大使命任務。

表1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楓橋經驗”的指示批示論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諸暨道路之典型性

諸暨是“楓橋經驗”的發源地，也是基層社會治理的紅色引擎（見圖1）。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諸暨走出一條黨委領導、社會協同、群眾參與深化運用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新路子，為推進中國式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實踐經驗。而諸暨市江新社區和東盛社區作為創新發展城市版“楓橋經驗”的典型代表，在實踐治理層面所體現的全面性、代表性、權威性，及其取得令人向往的治理成果，為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值得借鑒之處。

圖1 “楓橋經驗”關鍵詞共現網絡圖譜

（三）城市實踐之必要性

城鄉社區既是基層治理的基本單元，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單元。社區治理能力和成效是中國式現代化探索成果在城市的最真實反映。“楓橋經驗”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典型經驗，與城市社區治理在范圍、目標、功能上都存在耦合性。在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基礎上對社區治理機制進行創新，探索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城市版實踐路徑，這一過程是豐富新時代“楓橋經驗”內涵的重要舉措，更是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題中之義。

二、研究意義

（一）理論意義

當前研究表明，有關“楓橋經驗”城市化實踐缺乏專項的調研與系統的探討（見表2）。因此，本研究不僅為“楓橋經驗”理論視域的拓展和時代內涵的豐富提供參考價值，也為以江新社區和東盛社區為代表的基層社區治理提供理論指引，還為相關“楓橋經驗”及其城市化的研究拋磚引玉，爭取形成以諸暨為代表的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的研究熱潮，不斷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

表2 “楓橋經驗”研究關鍵詞的數目分布

（二）現實意義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城市化實踐契合了城市治理的實踐邏輯，為促進城市城市治理提供了經驗參照和實踐路徑。重視“楓橋經驗”在城市治理中的現實價值，厘清其制度構建和體制機制運作，并且積極創造和有效利用“楓橋經驗”，有利于塑造良性的城市治理互動關系，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以查閱并梳理新時代“楓橋經驗”相關的文獻著作及視頻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借鑒其他國家在此領域的先進經驗，系統探究諸暨市在“楓橋經驗”指導下的社區治理模式與措施，全面論述新時代“楓橋經驗”引領的社區治理的優越性、先進性以及現存的不足與未來的展望作為研究思路（見圖2）。

圖2“楓橋經驗”調研設計的技術路線

（二）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法

通過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等途徑查閱國內外關于楓橋經驗、社區治理、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期刊文獻，認真研習毛澤東、習近平同志有關“楓橋經驗”重要講話及指示精神，并通過文獻計量與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的綜合應用，系統梳理“楓橋經驗”研究的時空分布、演化進路與知識結構。

2．歷史分析法

對“楓橋經驗”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總結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的優秀理念和實踐經驗，并根據不同歷史階段經濟社會結構和基層社會治理規律，探索“楓橋經驗”在新時代的傳承路徑。

3．實地調查法

選擇新時代“楓橋經驗”城市樣板的典型代表——諸暨市江新社區及東盛社區展開實地調研，了解“楓橋經驗”在社區治理中的優越性及借鑒意義，同時發掘問題，提出改進措施，以期為實務工作的開展提供有益的評價以及相關建議。

4．質性研究法

采取訪談的研究方法，直接有效地獲取相關社區工作人員的治理理念、社區住戶對所在社區治理的見解以及二者對“楓橋經驗”的理解，并通過分析訪談結果來探究其有效性以及現存的局限性，進而更有針對性的提出改進建議。

四、文獻綜述

當前，學術界對于“楓橋經驗”的研究可分為3個階段，萌芽探索期（1994—2000年)、緩慢增長期（2001—2010年)和發展繁榮期（2011至今，對“楓橋經驗”在推廣過程中的相關概念發展的研究不斷深入，研究碩果累累。

（一）關于新時代“楓橋經驗”基本內涵的研究

金伯中（2018）認為“新時代‘楓橋經驗’既繼承弘揚了‘楓橋經驗’的傳統，又創新豐富了‘楓橋經驗’的內涵。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基本內涵可以用新‘三不’“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來概括和表述。”曾業松等人（2019）進一步補充了新時代“楓橋經驗”治理方面的具體創新：治理理念上從“側重社會穩定為主”轉為“社會全面進步、鄉村全面振興整體協同發展”，治理主體上從“一元”到“多元”，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治理方式更為積極、主動、從“事后治理”轉為“事先預防”；也指出“楓橋經驗”始終一以貫之堅持“黨領民治”，將預測預警預防作為根本任務。雷樹虎（2020）總結稱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要求。“新時代楓橋人民在社會治理中實行‘五個堅持’，即堅持黨建引領、人民主體、‘三治融合’、‘四防并舉’和共建共享，豐富和發展著‘楓橋經驗’。”

（二）關于新時代“楓橋經驗”推廣方向的研究

宋世明、黃振威（2023）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總結出“楓橋經驗”從鄉村到國家層面的豎向推廣路徑：20世紀80年代浙江楓橋干部群眾逐步形成融“打、防、教、管”于一體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經驗；1979年初紹興城關鎮率先提出“綜合治理”；1986年，楓橋區各鄉（鎮）成立了跨部門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小組，積極依靠群眾維護社會治安；1986年紹興市成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1991年3月21日中央成立了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韓琳（2021）認為鄉村基層治理體系上基層黨組織弱化、部門聯動弱、群眾自治發展不足等；治理機制上，沒有有效的協商民主平臺、“規約”體系未建成；治理方式上，科技支撐作用不顯著、多元化解矛盾的合力未形成、社會治安防控薄弱。推廣新時代“楓橋經驗”到各鄉村治理體系是解決上述鄉村治理的對策。高佳紅（2020）強調了政治勢能在推廣“楓橋經驗”到其他鄉村助力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性。鄉村治理中，黨的領導力量有限，特定的政治信號進入鄉村效率較低，政治勢能可以使政治信號更敏感影響鄉村治理體系。陳元、張文斌（2023）認為新時代“楓橋經驗”能通過黨的引領、法治保障、協同共治以及情感連接機制有效解決城市治理的碎片化、單向化和陌生化的問題，推廣到城市的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城市化將能很好為城市治理賦能。

（三）關于“基層社會治理”國外相關的研究

Bob Jessop（1998）強調國家在治理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主張多中心治理，強調公共利益、公共參與，強調合作平等。這與“楓橋經驗”的多元治理、人民主體不謀而合。

縱觀近十年的研究歷程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學術界對于“楓橋經驗”的研究已取得很大的發展，研究領域向深向廣，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對于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城市化，研究了較多的為什么要城市化、怎樣城市化，但是少有對城市化后的情況作研究分析。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城市化目的在于解決城市基層治理的問題，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研究分析有關城市化后的情況涉及到進一步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為基層治理進一步賦能。因此，本次調研開展的研究，將以點帶面，研究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從鄉村到城市的轉型。

五、案例分析與研究啟示

本章將以“老式”社區——江新社區與“新型”社區——東盛社區為研究重點，遵循歷史經驗與現實治理的統一的原則，對社區治理的個性化案例進行措施成效歸納；同時遵循個別治理與普遍規則的統一，對社區治理的普遍性規律作出優勢不足加以總結，進而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貫徹落實、創新發展提出簡要的改進建議與未來展望。

（一）案例分析

1．服務為本，江新比心：江新社區

江新社區成立于1996年，位于諸暨市暨陽街道城東區是諸暨市最早的開放式社區之一。江新社區落實“楓橋經驗”，推動社區治理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引領帶動社區治理整體水平邁上了新臺階，先后獲得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社區、全國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全國巾幗建功先進集體、浙江省金牌人民調解工作室等五十多項榮譽。

圖3 江新社區手繪地圖

江新社區實行黨務、居務、財務“三公開”制度，設立居民議事協商委員會和居務監督委員會，通過黨建引領夯實居民自治的工作格局。同時發展多方合作打造服務，積極聯系市衛健局、市人力資源社保局、暨陽小學等單位開展共建，參與商討社區治理，解決居民關切的問題。并且，社區一直堅持通過基層微調解將矛盾消弭于萌芽。其中“江大姐調解室”作為社區特色，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為創造和諧穩定美麗的社區環境作出了重要貢獻。

圖4 實踐隊員采訪當值“江大姐”

2．數智探索，共享未來：東盛社區

東盛社區位于諸暨城東新城，區域面積0.77平方公里，是2020年調整轄區后組建的新社區，近年來，東盛社區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通過挖掘共享空間、構建數治平臺，實現組織共聯、資源共享、社區共建、多方共治、數字共融，打造鄰里和睦、治理數智、運營長效的城市社區樣板。

圖5 實踐隊員調研東盛社區治理實況

東盛社區全面夯實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基礎樁”，推行“支部建在網格上”，健全“社區—網格—微網格（樓道、樓棟）”治理架構，“目前已建立網格黨支部9個，微網格黨小組40個，設立紅色樓道長134名，實現黨的組織和工作全覆蓋。”

圖6 東盛社區黨建網格化管理圖

同時，東盛社區還堅持數字賦能，把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新技術與社區治理深度融合，借力網上“楓橋經驗”，開創智慧安防小區建設新局面，依托“浙里興村治社”數字平臺、“城市楓橋”應用系統，開發民情事項“網格協同”功能，推行“網格預報、街社吹哨、部門報到”的問題處置閉環。

（二）研究啟示

1．可復制、可推廣的優勢

（1）健全組織加強黨建引領

把黨的領導貫穿始終、落到基層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最大優勢。兩個社區在治理實踐中，始終旗幟鮮明地加強黨對基層治理的領導，把基層黨建貫穿于層治理的全過程各方面，推動黨組織的服務管理觸角延伸到社會治理末梢，切實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

（2）多元主體及時化解矛盾

依靠和發動群眾是矛盾源頭治理的法寶。江新社區和東盛社區都不斷健全組織網絡，在矛盾化解中充分發揮黨員帶頭作用，拓寬居民參與小區治理的渠道，凝聚居民和專業人士等各方力量，通過調解工作室、專業性、行業性人民調解組織等有效化解了大量矛盾。

圖7 東盛社區“三方協同”小區微治理模式

（3）優化服務切實預防矛盾

以優化服務提升居民幸福感，創建和諧文明的社區生態，從源頭上預防減少矛盾問題的發生。按照社區基本公共服務片區化理念，搶抓未來社區建設、老舊小區改造、城鄉現代社區服務體系建設等契機，不斷改善群眾的居住環境，美化群眾的生活空間。聚焦群體需求，調動多元主體參與專業服務，提升社區居民歸宿感、幸福感、獲得感。

圖8  江新社區便民服務站

（4）數字賦能精確提升效率

多跨協同、綜合集成是復雜社會治理的內在要求，數字賦能成為“楓橋經驗”城市版的關鍵變量。以東盛社區為代表，眾多基層單位目前正積極運用大數據等技術打破基層治理條線工作中的數據壁壘，對工作機制進行系統性重塑，創建各類數字化應用場景，利用數字賦能矛盾糾紛化解，為居民帶來迅速反饋的矛盾調解體驗。

圖9 東盛未來社區·時間銀行

2．可優化、可改進的不足

（1）發展路徑依賴延緩行動自覺的形成

黨建引領是深入貫徹“楓橋經驗”的強大動力。因此，基層黨政往往以“支部建在網格上”為抓手，通過體制內的事業單位“行政吸納服務”、“嵌入式治理”、“政府選擇”以及“契約化”等支配形式對體制外的社會組織進行人事任命與組織運行。而“路徑依賴”具有自上而下、非自愿性的發展缺陷，使得社會組織在“賦權性自主”的機制之下呈現出重增量、類行政、同質化的管理傾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組織共建、資源共用、事務共治、活動共辦的服務功能。

（2）社會資本缺失制約多元主體的參與

在推動在職黨員、退休干部、執法力量、外賣騎手、快遞小哥、商鋪攤主等多元主體“融網入格”、參與治理的過程中，因“社會資本”中的社會網絡具有外來人口的大量流動、居住密度的提升、工作區域與生活區域的普遍分離等特點，社會規范存在治理機制供給不足、治理規定內容寬泛、治理規約效力薄弱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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