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的清華讀書記

題記：夏鼐（1910.2.7—1985.6.19），浙江溫州人，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中科院院士。夏鼐先生于1934年從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并獲文學士學位；后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習考古學，于1939年獲博士學位。夏鼐先生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十分重 視在考古研究中應用現代自然科學方法。

    本文改編自胡一峰《夏鼐清華讀書法》，根據欄目需要有刪節。說到集中、大量地讀書，還屬夏鼐在清華讀大學的那幾年。據《夏鼐日記》記載，4年間，夏鼐閱讀書籍近300種，大部分為學術著作，也有一些中外小說，其中外文原著近百種。

    當時清華園讀書風氣很濃，各位老師對讀書的要求也很嚴，給學生布置了大量閱讀材料。即便是節假日，清華大學圖書館也座無虛席。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夏鼐盡情 地享受著閱讀的樂趣。縱觀他在清華期間的日記，記事大都很簡略，唯“讀書賬”一筆一筆記得清清楚楚。很多時候，日記的全部內容就是當日讀了什么書，讀了多 少頁，除此之外，再無其它。比如，1931年10月4至8日的日記，只記了“閱書：《莎氏樂府本事》（全書368頁，完）”這么一句。10月12日和13 日，同樣也只有一句“閱書：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全書290頁，完）”。由此可見，讀書幾乎填滿了夏鼐清華生活的全部。

    夏鼐讀書速度驚人，往往兩三天時間就讀完一部書。書讀得快，卻絕不浮皮潦草，而是章法井然，值得后人仿效。筆者以為，夏鼐讀書之道可歸納為“夏氏讀書三法”。

    一為“循序推進法”，即制定周密閱讀計劃，有條不紊地擴大閱讀量。1932年第一天，夏鼐在日記中寫到：這一年“預備讀50部以上”書籍。實際上，日歷剛翻 到9月9日，他的閱讀量已達50部。這一年里，夏鼐共讀書66部，可謂“超額”完成任務。1934年1月1日，夏鼐寫到，“今天是元旦，但是佳節良辰對于 我已失去它們的意義。我仍是依著預定的計劃，讀了一卷《通鑒紀事本末》。”在《夏鼐日記》中，屢屢可見他自我督促閱讀進展的記錄，如“此書頗欲從速閱畢， 今日起非趕快閱讀不可”等，從中皆可體會夏鼐渴望多讀書、快讀書的迫切心情。

    二為“同題比較法”，即把相同主題的書放在一起閱讀，發現值得研究的問題。1932年5月，夏鼐閱讀金兆梓的《現代中國外交史》，以劉彥的《帝國主義壓迫中 國史》做比較，發現兩書材料相同，章節布局有所區別，金著“條理似較清晰”。讀芍唐居士的《防海紀略》時，夏鼐感覺此書內容與石印本魏源《圣武記》中的 《洋舶征撫記》相似，就找來后者，放在一起對比閱讀，“果然抄襲之痕顯然”。閱讀外文原著時，夏鼐會找到中譯本，邊讀邊校。比如，讀拉斯基的《共產主義 論》時，即以原文與中譯文互相對勘；讀科爾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時，以“吳某”譯本校對，結果發現“吳某譯本不大高明，錯誤處及奧澀文句所在多有，校正譯 本比讀原書還多花功夫”。（“吳某譯本”應為吳獻書所譯《基爾特社會主義》，該書初版于1923年，是共學社叢書的一種———筆者注）同題比較的讀書方 法，增強了夏鼐讀書的問題意識，為其研究能力助益不少。夏鼐的畢業論文《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得到指導教師蔣廷黻教授肯定，并推薦給《清華學 報》，應有得益于他科學的讀書方法之處。

    三為“廣收博覽法”，即廣泛地閱讀各類書籍，不為學科專業所限。夏鼐在清華大學所學專業為中國近代史。以《夏鼐日記》所載而言，夏鼐所讀書中專業書占了一大 部分。從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等西人史著，到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中國人的作品，以及《曾文正公書札》、《胡 文忠公遺書》、《李文忠公全書》、《左文襄公年譜》等中國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文獻，夏鼐均認真研讀。不過，夏鼐的閱讀視野沒有限于史學一隅。相反，他廣泛 涉獵社會科學，讀了大量政治學、社會學方面的書籍，還把觸角探到文學領域，讀了一批中外文學名著，如魯迅的《偽自由書》、茅盾的《子夜》、伏爾泰的《老實 人》、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此外，夏鼐在讀書過程中，并不“盡信書”，而是深入思考，對有收獲處擊節喝彩，對有疑問處大膽提出個人觀點。如1932年3月，夏鼐讀了列寧的《帝國主義 論》，在日記中摘錄了書的要點，并寫到：“這書理論是精辟透徹”，“研究中國近世外交史，更必須要知道帝國主義的本質。”讀了陶希圣的《中國社會史研 究》、《中國社會史論戰》等書，雖然陶的社會史研究在當時影響極大，但夏鼐卻對他的觀點提出了商榷：“陶希圣劃分社會史采用的是波格丹諾夫（A. Bogdonov）的方法，即把社會發展史分為氏族社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先資本主義時代等幾個時期。”但是陶希圣“將波氏所謂的‘封建社會’稱為 ‘原始封建社會’，又將奴隸社會所發展出來的農奴制度，稱為‘田園經濟社會’，放在‘先資本主義’以前。這種分法是否合理？是一問題。縱使是合理，他所劃 分的中國社會史之各期，是否恰當？又成一問題。有暇當作進一步的研究”。

時光過去80多年了，較之夏鼐讀書的時代，傳入中國的外來學說既多且雜，以外來理論解釋本土問題者亦不斷加增，廣覽西學典籍，探其本意，守我文化根基，獨立判斷，正是今天為學者所應努力處，這或許是今天我們閱讀《夏鼐日記》所應有的啟發吧。